“百姓誰不愛好官?把淚焦桐成雨。”一首《念奴嬌·追思焦裕祿》,飽含著對焦裕祿的崇敬之情。1964年5月14日,不滿42歲的焦裕祿去世了。57年過去,“親民愛民、艱苦奮斗、科學求實、迎難而上、無私奉獻”的焦裕祿精神,依然激勵著后人。
連日來,一批又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黨員干部走進焦裕祿的故鄉(xiāng)——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(qū)北崮山村,來到焦裕祿干部教育學院和焦裕祿紀念館,通過集中授課、專題輔導、交流研討等方式,學習焦裕祿的先進事跡,接受焦裕祿精神的洗禮,深刻感悟焦裕祿精神的內(nèi)涵。
1922年8月16日,焦裕祿出生在淄博市北崮山村一個普通的農(nóng)民家庭。1937年12月,日寇侵占博山縣城。第二年,焦裕祿被迫輟學,在家“種地、賣油、下煤窯”,扛起了家庭的重擔。
1942年6月,焦裕祿因參加過抗日自衛(wèi)組織紅槍會被日軍抓了起來。他先后被關押在博山趙家后門日本憲兵隊、膠濟鐵路張店日本憲兵隊、濟南日本憲兵隊,備受摧殘折磨,最后被押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礦做特殊勞工。
后來,幾經(jīng)流轉(zhuǎn),1945年秋,回到家鄉(xiāng)的焦裕祿迫不及待地加入民兵隊伍。1946年1月,焦裕祿在北崮山村一處老房子里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“這時候入黨是絕對保守秘密的……只知道共產(chǎn)黨來了老百姓才過上好日子,入黨后要更加積極主動干好工作。”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。
1947年參加南麻臨朐戰(zhàn)斗后,焦裕祿又隨八縱北渡黃河,到渤海區(qū)開展土改復審工作,并在此選入南下干部大隊,經(jīng)過三個月集訓,于1947年10月開始南下,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一串堅實閃光的腳印。
“焦裕祿在家鄉(xiāng)成長、入黨、參加革命。家鄉(xiāng)的成長經(jīng)歷為焦裕祿人生觀、價值觀、世界觀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,此時的焦裕祿已經(jīng)初步成長為一個理想信念堅定的革命戰(zhàn)士。”中共淄博市委黨史研究院宣傳教育科科長劉金輝說。
1953年,焦裕祿被選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(現(xiàn)中信重工),在這里工作了9年,從“拉牛尾巴的人”成長為工業(yè)戰(zhàn)線上的一名“紅旗手”。1958年,新中國第一臺雙筒提升機,就是由時任機器廠一金工車間主任的焦裕祿主持研制的,填補了中國礦山機械制造史上的一項空白。
1962年,焦裕祿調(diào)任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后,面對內(nèi)澇、風沙、鹽堿“三害”,他帶領全縣人民全身心投入治理“三害”的斗爭中。
焦裕祿曾說過這樣一句話,“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,越是困難的地方,越是鍛煉人。請領導放心,不改變蘭考的面貌,我決不離開那里。”帶著這個誓言,他的名字永遠和蘭考連在了一起。
焦裕祿來到蘭考的第二天,就深入農(nóng)村調(diào)查??恐惠v自行車和一雙“鐵腳板”,他對全縣140多個生產(chǎn)大隊中的120多個進行了走訪和蹲點調(diào)研,取得了戰(zhàn)勝“三害”的第一手資料,制定了切合實際的植樹造林、翻淤壓沙、挖河排澇、改變鹽堿等一系列改變蘭考面貌的規(guī)劃。
其實,這時的焦裕祿已經(jīng)患有慢性肝病,許多同志勸他在辦公室聽匯報,他卻說“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”,他要親自掂一掂“三害”的分量。
“干部不領,水牛掉井!沒有抗災的干部就沒有抗災群眾。”在全縣領導干部大會上,焦裕祿大聲疾呼。他以身作則、帶頭示范,蘭考縣委干部紛紛走出機關到基層駐地蹲點,精神面貌煥然一新,掀起了除“三害”的熱潮。
心中裝著全體人民,唯獨沒有他自己。1964年春天,當蘭考除“三害”斗爭進入關鍵階段,焦裕祿的肝病也惡化了。講話時,他常常用右手按住肝部;在辦公室寫文件,他就用藤椅的右角頂著肝部。
1964年3月,黨組織決定安排焦裕祿住院治療。臨行前,他還在布置工作。路上,他一直彎著腰捂著肝部。
經(jīng)過幾次轉(zhuǎn)院,焦裕祿被送到北京治療。躺在病床上,他還是念念不忘蘭考。臨終前,他唯一的要求是:“活著沒有治好沙丘,死后要把我埋在沙丘上,我要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。”
1964年5月14日,焦裕祿不幸逝世,終年42歲。他去世后,蘭考人民在根治“三害”的道路上接續(xù)奮斗,取得了決定性勝利。他帶領蘭考人民種植的泡桐樹,因適合制作民族樂器音板,逐步帶動當?shù)孛褡鍢菲鳟a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,使蘭考躋身中國四大民族樂器生產(chǎn)基地。
焦裕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,奉獻的一生,光輝的一生。就像他在日記中所寫:要像松柏一樣,無論在烈日炎炎的夏天,還是在冰天雪飄的嚴冬,永不凋謝,永不變色……更要像泡桐那樣,抓緊時間,迅速成長,盡快地為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。(來源:大眾日報)